第17节
我靠着厨房水槽,又喝了一杯威士忌。到底怎么回事呢?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,问她何以晓得羊男。但有点太累了,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。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“等下次”。看来只好等下一次,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。
我上了床。横竖睡不着,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,看了10至15分钟。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,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。看着看着,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。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,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,只要时间一到。再仔细看去,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。非常奇特。平时未曾注意,现在端详起来,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。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,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,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。电话!
我想到电话局,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。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,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。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,可以给海豚宾馆、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。其可能性无可限量。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。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,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,实现通讯。我们通过电线、地下电缆、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,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。但是,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、何等精良,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,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。并且,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,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(或忘了询问)对方的电话号码,也无法连在一起。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,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,这样一来,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。可以说,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。不只于此,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,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——对方丢过一句“我现在不想说,再见”,旋即“咔”的一声放下电话。这样,通话也无从实现,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。
面对以上事实,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。
她(也许是他。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)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,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。对她来说,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、极其突发、极其被动的。
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,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。但我无能为力,我对电话机说: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,就是不完美的、突发的、被动的。她所以焦躁不安,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。这怪不得我,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。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,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,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、突发性和被动性,也就是从中掣肘。
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。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,像妻子一样。我爱妻子,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。两人有说有笑,到处游山玩水,做爱不下数百次。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,半夜里,沉静地、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、突发性和被动性。她焦躁不安,而两人同舟共济。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,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,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——对她来说这就是爱。但对我则当然不同。爱之于我,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,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,是非常不完美的:时而混线,时而想不起号码,时而有人打错电话。但这不是我的过错。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,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,此乃规律所使然。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,不知解释了多少次。
但有一天,她还是离家出走了。
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。
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。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,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,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。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。
“喔,对不起,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,我不生气的。”她说。
我以为她开玩笑,其实是其真心话。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——是真的不愿意。
“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。”她说,“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。”
归终我和谁也没睡。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,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。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。
时过不久,她离家出走了。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,她便乖乖留下不成?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?滑稽透顶!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,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,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。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,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,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。
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,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。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,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。它在那里存在,连接我的人生,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。
电话机看得厌了,我合起双眼。
刚一合眼,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,十分巧妙十分快捷,旋即,困意蹒跚而来。
吃罢早餐,我翻开通讯录,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,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,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。时值早上10点,他当然还卧床未起。我道歉把他叫醒,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。他不满地嘟囔几声,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,是一家主要制片厂。我拨动号码,一个值班经理出来。我道出刊物名称,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。“调查吗?”对方问。“准确说来不是的。”我回答。“那么干什么呢?”对方问,问得有理。“私事。”我说。“什么性质的私事?”“我们是中学同学,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。”我回答。“你的名字?”我告以姓名,他记下。“是大事。”我说。“我来转告好了。”他表示。“想直接谈。”我拒绝。“那种人多着哩,”他说,“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。”
“事情很关键,”我说,“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,作为我,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。”
对方沉吟片刻。我当然是在说谎。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。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,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。但对方不明白这点,明白就不好办了。
“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,”对方说,“要是写调查报告,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。”
“不是,百分之百的私事。”
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,我告诉了他。
“是中学同学对吧,”他叹口气说,“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。当然,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。”
“那是的。”我说。
“他很忙,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。又不是小孩子,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。”
“那是那是。”
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。没办法,才早上10点。
午前,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。到停车场,我把“雄狮”停在“萨勃”和“奔驰”之间。可怜的老型“雄狮”,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。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。说来好笑,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。为什么我不清楚,反正就是这样。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。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——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。
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,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。谁也没打电话来。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《沙夫特的主题》,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。那男的是谁?沙夫特!
之后,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《一厢情愿》,已经是第四次了,但还是不能不看。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,走进电影院,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。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。场景始终如一:周日的早上,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,窗口的百叶帘,女郎的裸背,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。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,床头枕旁摆着威土忌酒瓶。玻璃杯两只,烟灰缸一个,七星烟一盒。房间里有组合音响,有花瓶,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。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,还可以看到书架。镜头迅速一转,喜喜!我不由闭起眼睛,旋即睁开:五反田正抱着喜喜,轻轻地、温柔地。“岂有此理。”——我心中暗想,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旁边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一个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。主人公女孩儿出场了。她梳着一束马尾辫,身穿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,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思运动鞋,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。她跨进房间,又即刻逃走。五反田神色茫然。他从床上坐起,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间。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,神色忧郁地说:
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我走出电影院,在涩谷街头踯躅不已。
由于已进入春假,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。他们看电影,在麦当劳吃一些先天性低营养食品,在《大力神》、《热狗报》和《橄榄》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,把零花钱扔在娱乐中心里。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:达列尔-霍尔和奥兹的唱片、弹子房进行曲、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。所有的声响浑融一片,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。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。
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长而匀称的十只手指。步行到原宿之后,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,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。到得根津美术馆,从《费加罗报》前面通过后,再次走到纪国屋,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。距离相当不短,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。站在坡上望去,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,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,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鲑鱼群,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。
回到房间,发现记录电话的红灯亮着。我打开灯,脱去风衣,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,然后在床边坐下,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再生键。于是磁带卷回,送出五反田的声音:
“噢,好久没见了!”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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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了床。横竖睡不着,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,看了10至15分钟。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,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。看着看着,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。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,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,只要时间一到。再仔细看去,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。非常奇特。平时未曾注意,现在端详起来,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。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,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,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。电话!
我想到电话局,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。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,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。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,可以给海豚宾馆、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。其可能性无可限量。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。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,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,实现通讯。我们通过电线、地下电缆、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,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。但是,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、何等精良,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,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。并且,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,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(或忘了询问)对方的电话号码,也无法连在一起。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,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,这样一来,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。可以说,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。不只于此,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,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——对方丢过一句“我现在不想说,再见”,旋即“咔”的一声放下电话。这样,通话也无从实现,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。
面对以上事实,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。
她(也许是他。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)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,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。对她来说,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、极其突发、极其被动的。
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,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。但我无能为力,我对电话机说: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,就是不完美的、突发的、被动的。她所以焦躁不安,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。这怪不得我,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。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,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,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、突发性和被动性,也就是从中掣肘。
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。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,像妻子一样。我爱妻子,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。两人有说有笑,到处游山玩水,做爱不下数百次。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,半夜里,沉静地、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、突发性和被动性。她焦躁不安,而两人同舟共济。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,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,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——对她来说这就是爱。但对我则当然不同。爱之于我,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,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,是非常不完美的:时而混线,时而想不起号码,时而有人打错电话。但这不是我的过错。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,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,此乃规律所使然。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,不知解释了多少次。
但有一天,她还是离家出走了。
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。
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。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,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,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。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。
“喔,对不起,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,我不生气的。”她说。
我以为她开玩笑,其实是其真心话。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——是真的不愿意。
“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。”她说,“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。”
归终我和谁也没睡。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,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。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。
时过不久,她离家出走了。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,她便乖乖留下不成?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?滑稽透顶!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,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,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。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,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,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。
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,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。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,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。它在那里存在,连接我的人生,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。
电话机看得厌了,我合起双眼。
刚一合眼,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,十分巧妙十分快捷,旋即,困意蹒跚而来。
吃罢早餐,我翻开通讯录,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,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,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。时值早上10点,他当然还卧床未起。我道歉把他叫醒,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。他不满地嘟囔几声,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,是一家主要制片厂。我拨动号码,一个值班经理出来。我道出刊物名称,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。“调查吗?”对方问。“准确说来不是的。”我回答。“那么干什么呢?”对方问,问得有理。“私事。”我说。“什么性质的私事?”“我们是中学同学,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。”我回答。“你的名字?”我告以姓名,他记下。“是大事。”我说。“我来转告好了。”他表示。“想直接谈。”我拒绝。“那种人多着哩,”他说,“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。”
“事情很关键,”我说,“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,作为我,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。”
对方沉吟片刻。我当然是在说谎。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。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,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。但对方不明白这点,明白就不好办了。
“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,”对方说,“要是写调查报告,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。”
“不是,百分之百的私事。”
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,我告诉了他。
“是中学同学对吧,”他叹口气说,“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。当然,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。”
“那是的。”我说。
“他很忙,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。又不是小孩子,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。”
“那是那是。”
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。没办法,才早上10点。
午前,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。到停车场,我把“雄狮”停在“萨勃”和“奔驰”之间。可怜的老型“雄狮”,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。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。说来好笑,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。为什么我不清楚,反正就是这样。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。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——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。
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,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。谁也没打电话来。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《沙夫特的主题》,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。那男的是谁?沙夫特!
之后,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《一厢情愿》,已经是第四次了,但还是不能不看。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,走进电影院,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。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。场景始终如一:周日的早上,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,窗口的百叶帘,女郎的裸背,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。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,床头枕旁摆着威土忌酒瓶。玻璃杯两只,烟灰缸一个,七星烟一盒。房间里有组合音响,有花瓶,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。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,还可以看到书架。镜头迅速一转,喜喜!我不由闭起眼睛,旋即睁开:五反田正抱着喜喜,轻轻地、温柔地。“岂有此理。”——我心中暗想,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旁边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一个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。主人公女孩儿出场了。她梳着一束马尾辫,身穿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,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思运动鞋,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。她跨进房间,又即刻逃走。五反田神色茫然。他从床上坐起,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间。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,神色忧郁地说:
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我走出电影院,在涩谷街头踯躅不已。
由于已进入春假,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。他们看电影,在麦当劳吃一些先天性低营养食品,在《大力神》、《热狗报》和《橄榄》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,把零花钱扔在娱乐中心里。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:达列尔-霍尔和奥兹的唱片、弹子房进行曲、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。所有的声响浑融一片,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。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。
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长而匀称的十只手指。步行到原宿之后,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,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。到得根津美术馆,从《费加罗报》前面通过后,再次走到纪国屋,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。距离相当不短,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。站在坡上望去,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,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,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鲑鱼群,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。
回到房间,发现记录电话的红灯亮着。我打开灯,脱去风衣,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,然后在床边坐下,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再生键。于是磁带卷回,送出五反田的声音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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