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七章 构想
官军大胜奴贼给京师百姓带来的喜悦之情尚未完全消退,成国公和襄城伯两家豪门被瞬间连根拔起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。
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个话题,当知道两家将朝廷军械私售给建奴时,民间的舆论一边倒的站在了朝廷这边。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最令人切齿,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并同情着皇帝。自家的奴才偷窃主人的财物不说,还把主人家的粮食偷出来,卖给时常来主人家讹诈抢劫的泼皮混混,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才对。
成国公一案在剩余的勋贵府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。两百余年的世袭公伯就这样烟消云散了,勋贵们在兔死狐悲的同时,也对崇祯的冷血无情产生了无比的恐惧感。除了早就站在皇帝这边的阳武侯等人外,其余的勋贵都严厉告诫家人仆从,从此要夹着尾巴做人,要是谁敢在外打着府上的名号招惹祸事,立刻逐出府中。所有勋贵们的佃租全部降为十四,使得佃农们终于有了可以饱腹的口粮。
文臣们在看热闹的同时,也对皇帝的手腕暗自心惊。当时在场的除了李邦华、常自裕以外的所有人,事后都认定,皇帝怕是对两家隐忍已久。在确定勇卫营的存在能消弭京营的不确定因素后,皇帝抓住机会雷霆一击,打了两家一个措手不及。朱纯臣与李国桢两人别说没想到会有如此无妄之灾,就算事先有了准备,也根本经不起勇卫营和东厂、锦衣卫的联合打击。皇帝真是变了,不再是那个急躁易怒,多疑善变的皇帝,变得睿智沉稳,行事有方,深不可测,变得不太好对付了。
数日之后,四海商行的车队终于满载而归,带回来的大批马牛驴羊等牲畜及皮毛、草药、毛毡。干乳酪等物资,几天之间便被京城的个大商户抢购一空,然后被商人们分销向大明各地。
四海商行的第一次出塞可谓大获成功,原因很简单:范永斗等人虽然被诛,但八家名下的掌柜伙计都安然无恙。这些人都是经商多年的老手,对几条商路以及蒙古部落都是熟稔无比。在四海商行给其加薪以及透露背景的双重作用下,个个都是分外卖力,都想在新东家面前讨个头彩,以便得到拔擢赏识。至于死去的老东家们,虽然也不错,但大伙儿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,老东家们虽然没了,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?谁当东家都无所谓,只要大伙儿能从中得利就可。
四海商行有两个掌柜,分别出自新乐侯与太康伯府上,两人都是府中的外事管家,平日负责打理府中的各门生意。虽然没做过太大的买卖,但大小生意其理相通,尤其是这种框架完备,只需派人总章的行当,就算管事胡乱决策,也会被下面的掌柜们给驳回,二人只需掌管好账目和人事便可。反正崇祯没经过商,对其中门道所知甚少,他采取的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策略,至于其中是否有猫腻就不管了,只要别太过分就行。又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混账行为,崇祯自问做不到。人家跟着你不是来无私奉献的,人家也要银钱养家糊口不是?
此次抄没朱纯臣、李国桢二人家产,又让崇祯大发一笔。二人都是数代积累,家资甚豪,尤以朱纯臣为重。东厂从其家中抄的现银五十二万余两,其余的酒楼布行、粮店米铺、盐店青楼数十间,除了几家青楼酒楼分别归属东厂和锦衣卫以外,其余的店铺全都归于四海商行名下。百万人口的京师乃当世第一大城,聚集着无数豪门显贵,商贾大亨。这些商铺都是位于京师的黄金地段,若是妥善经营,每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。
李国桢家产比朱纯臣稍逊,但也抄的现银二十余万两,店铺若干。两家在京郊的田地多达数十万亩,这些田地暂时还没划到皇帝名下,崇祯还有其他打算。
看着抄家的清单,崇祯喜笑颜开,冲动之下甚至想把京城所有实权文臣,以及薛濂等人以外的勋贵家全部按上罪名查抄一遍。不过这个念头刚起来便被他压制下去,他不想作死。他不怕贪官,现在的制度也很难消除贪官的存在,就算把现在的这些所谓贪官全都杀掉,谁敢保证换上来的都是清官?就算换上来的人开始都很清廉,但以后呢?
千里做官只为财,人都是有私心的。成熟的人讲利益,幼稚的人谈情怀。不怕你贪,就怕你没有能力,不为百姓做事。与其让清廉迂腐之人掌权,不如让虽私德有亏,但能办实事,能自己吃肉还让百姓喝汤的人上台。
穿越文中那些回到古代大杀特杀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,那种智商的人五十集电视剧能活过两集就不错了。认为杀人可以解决一切,甚至有人用后世某个朝代的某个阶段举例。可那个阶段虽然贪官污吏极少,但生产力极度落后,导致中华民族失去了宝贵的几十年黄金发展时期。崇祯不认为大家都吃糠咽菜,生活简单就是幸福。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,非常幼稚。
在崇祯的计划中,制订严格的多重监督制度,预防大面积腐败的发生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个皇权不下乡的时代,州县一级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基层政权,其权利非常大,也是最应该受到监管的。
破家县令灭门府尹,这句俗语将这一级主官的权利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。
崇祯打算等国内局势彻底稳定以后,将督察院以及锦衣卫这样的监督体系下放到州县一级。采取后世的做法,每个州县都要派驻监察御史和锦衣卫,在监督主官的同时,两者更要相互监督。因为文臣和锦衣卫的天然敌对属性下,两者甚至三者同流合污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,彼此都互相提防,这样就能更好的制约州县主官的权利,最大程度的预防腐败的发生。
刑部和大理寺也要向地方派出常驻机构,刑狱诉讼这一块划归这两个部门管辖。大案命案审理时,地方御史以及锦衣卫要旁听并记录,这也是制约滥用权力的一种方式。
地方官主要负责民政事务,不得插手司法事务,这就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利,使其以权敛金的通道进一步变窄。
分权,这就是崇祯的打算。
现在的御史大多属于走穴性质,每个省只有一名巡按御史。就算他勤勉称职,在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,一年他能走几个府县?在一个府县待几天能起到什么作用?很轻易的就能被地方官糊弄走,更别说其中的背后交易了。所以说,监察御史必须派驻地方府县,而不是到处走马观花,让某些御史借机捞的盆满钵满。
还有就是州县的胥吏衙役,这些人才是积累民怨最大的祸首。就算县令知州清廉公正,但因为他们很少走出衙门,所以很容易被胥吏衙役勾连隐瞒。更兼这些人都是本土人士,彼此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,有的胥吏数代在衙门里办差,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和巨大的权利,普通百姓所受的压榨直接来自这些人,而百姓最终会把怨气归结到朝廷身上。
这些人是最让宠臣头疼的。不管是维持地方治安,还是收取夏秋赋税,所有和百姓相关的官府行为,都要通过这些人去执行,如何去监督限制他们,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正义的存在,这有点复杂。
目前为止,崇祯只想到了打开上升通道这一点。
胥吏们因为不是科班出身,所以终身晋级无望,所以就把心思用在了捞取钱财上。如果能让他们有前途,能做官,再加其他措施的制约,应该能降低或减轻对百姓的伤害。但若是打开这些人的上升通道,势必会侵犯到那些读书人的利益。在这个文人主政的时代,得罪天下所有文人的事可是不智之举,难道还要如某些无脑穿越者那样杀杀杀吗?要把所有人都杀光吗?那样和蒙元满清有何区别?汉人杀汉人有意思吗?难道不容别人说个不字吗?
唉,想想都头疼,崇祯双手揉着太阳穴想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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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个话题,当知道两家将朝廷军械私售给建奴时,民间的舆论一边倒的站在了朝廷这边。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最令人切齿,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并同情着皇帝。自家的奴才偷窃主人的财物不说,还把主人家的粮食偷出来,卖给时常来主人家讹诈抢劫的泼皮混混,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才对。
成国公一案在剩余的勋贵府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。两百余年的世袭公伯就这样烟消云散了,勋贵们在兔死狐悲的同时,也对崇祯的冷血无情产生了无比的恐惧感。除了早就站在皇帝这边的阳武侯等人外,其余的勋贵都严厉告诫家人仆从,从此要夹着尾巴做人,要是谁敢在外打着府上的名号招惹祸事,立刻逐出府中。所有勋贵们的佃租全部降为十四,使得佃农们终于有了可以饱腹的口粮。
文臣们在看热闹的同时,也对皇帝的手腕暗自心惊。当时在场的除了李邦华、常自裕以外的所有人,事后都认定,皇帝怕是对两家隐忍已久。在确定勇卫营的存在能消弭京营的不确定因素后,皇帝抓住机会雷霆一击,打了两家一个措手不及。朱纯臣与李国桢两人别说没想到会有如此无妄之灾,就算事先有了准备,也根本经不起勇卫营和东厂、锦衣卫的联合打击。皇帝真是变了,不再是那个急躁易怒,多疑善变的皇帝,变得睿智沉稳,行事有方,深不可测,变得不太好对付了。
数日之后,四海商行的车队终于满载而归,带回来的大批马牛驴羊等牲畜及皮毛、草药、毛毡。干乳酪等物资,几天之间便被京城的个大商户抢购一空,然后被商人们分销向大明各地。
四海商行的第一次出塞可谓大获成功,原因很简单:范永斗等人虽然被诛,但八家名下的掌柜伙计都安然无恙。这些人都是经商多年的老手,对几条商路以及蒙古部落都是熟稔无比。在四海商行给其加薪以及透露背景的双重作用下,个个都是分外卖力,都想在新东家面前讨个头彩,以便得到拔擢赏识。至于死去的老东家们,虽然也不错,但大伙儿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,老东家们虽然没了,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?谁当东家都无所谓,只要大伙儿能从中得利就可。
四海商行有两个掌柜,分别出自新乐侯与太康伯府上,两人都是府中的外事管家,平日负责打理府中的各门生意。虽然没做过太大的买卖,但大小生意其理相通,尤其是这种框架完备,只需派人总章的行当,就算管事胡乱决策,也会被下面的掌柜们给驳回,二人只需掌管好账目和人事便可。反正崇祯没经过商,对其中门道所知甚少,他采取的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策略,至于其中是否有猫腻就不管了,只要别太过分就行。又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混账行为,崇祯自问做不到。人家跟着你不是来无私奉献的,人家也要银钱养家糊口不是?
此次抄没朱纯臣、李国桢二人家产,又让崇祯大发一笔。二人都是数代积累,家资甚豪,尤以朱纯臣为重。东厂从其家中抄的现银五十二万余两,其余的酒楼布行、粮店米铺、盐店青楼数十间,除了几家青楼酒楼分别归属东厂和锦衣卫以外,其余的店铺全都归于四海商行名下。百万人口的京师乃当世第一大城,聚集着无数豪门显贵,商贾大亨。这些商铺都是位于京师的黄金地段,若是妥善经营,每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。
李国桢家产比朱纯臣稍逊,但也抄的现银二十余万两,店铺若干。两家在京郊的田地多达数十万亩,这些田地暂时还没划到皇帝名下,崇祯还有其他打算。
看着抄家的清单,崇祯喜笑颜开,冲动之下甚至想把京城所有实权文臣,以及薛濂等人以外的勋贵家全部按上罪名查抄一遍。不过这个念头刚起来便被他压制下去,他不想作死。他不怕贪官,现在的制度也很难消除贪官的存在,就算把现在的这些所谓贪官全都杀掉,谁敢保证换上来的都是清官?就算换上来的人开始都很清廉,但以后呢?
千里做官只为财,人都是有私心的。成熟的人讲利益,幼稚的人谈情怀。不怕你贪,就怕你没有能力,不为百姓做事。与其让清廉迂腐之人掌权,不如让虽私德有亏,但能办实事,能自己吃肉还让百姓喝汤的人上台。
穿越文中那些回到古代大杀特杀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,那种智商的人五十集电视剧能活过两集就不错了。认为杀人可以解决一切,甚至有人用后世某个朝代的某个阶段举例。可那个阶段虽然贪官污吏极少,但生产力极度落后,导致中华民族失去了宝贵的几十年黄金发展时期。崇祯不认为大家都吃糠咽菜,生活简单就是幸福。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,非常幼稚。
在崇祯的计划中,制订严格的多重监督制度,预防大面积腐败的发生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个皇权不下乡的时代,州县一级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基层政权,其权利非常大,也是最应该受到监管的。
破家县令灭门府尹,这句俗语将这一级主官的权利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。
崇祯打算等国内局势彻底稳定以后,将督察院以及锦衣卫这样的监督体系下放到州县一级。采取后世的做法,每个州县都要派驻监察御史和锦衣卫,在监督主官的同时,两者更要相互监督。因为文臣和锦衣卫的天然敌对属性下,两者甚至三者同流合污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,彼此都互相提防,这样就能更好的制约州县主官的权利,最大程度的预防腐败的发生。
刑部和大理寺也要向地方派出常驻机构,刑狱诉讼这一块划归这两个部门管辖。大案命案审理时,地方御史以及锦衣卫要旁听并记录,这也是制约滥用权力的一种方式。
地方官主要负责民政事务,不得插手司法事务,这就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利,使其以权敛金的通道进一步变窄。
分权,这就是崇祯的打算。
现在的御史大多属于走穴性质,每个省只有一名巡按御史。就算他勤勉称职,在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,一年他能走几个府县?在一个府县待几天能起到什么作用?很轻易的就能被地方官糊弄走,更别说其中的背后交易了。所以说,监察御史必须派驻地方府县,而不是到处走马观花,让某些御史借机捞的盆满钵满。
还有就是州县的胥吏衙役,这些人才是积累民怨最大的祸首。就算县令知州清廉公正,但因为他们很少走出衙门,所以很容易被胥吏衙役勾连隐瞒。更兼这些人都是本土人士,彼此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,有的胥吏数代在衙门里办差,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和巨大的权利,普通百姓所受的压榨直接来自这些人,而百姓最终会把怨气归结到朝廷身上。
这些人是最让宠臣头疼的。不管是维持地方治安,还是收取夏秋赋税,所有和百姓相关的官府行为,都要通过这些人去执行,如何去监督限制他们,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正义的存在,这有点复杂。
目前为止,崇祯只想到了打开上升通道这一点。
胥吏们因为不是科班出身,所以终身晋级无望,所以就把心思用在了捞取钱财上。如果能让他们有前途,能做官,再加其他措施的制约,应该能降低或减轻对百姓的伤害。但若是打开这些人的上升通道,势必会侵犯到那些读书人的利益。在这个文人主政的时代,得罪天下所有文人的事可是不智之举,难道还要如某些无脑穿越者那样杀杀杀吗?要把所有人都杀光吗?那样和蒙元满清有何区别?汉人杀汉人有意思吗?难道不容别人说个不字吗?
唉,想想都头疼,崇祯双手揉着太阳穴想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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